秦大河
楊玉良

葛劍雄 (均資料照片)
  ■本報記者  李曄  王瀟  彭德倩  實習生  薑琳君  吳贏雨
  為了同一個心患,復旦光華樓1樓學生廣場,“兩院士、一大炮”跨界聚首。
  院士是秦大河和楊玉良。前者是地理工作者,前氣象局局長,1989年徒步橫穿南極前,特地拔掉了半口牙;後者是復旦大學校長,首批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973”、“863”計劃首席專家,是一位化學家。
  “大炮”則是全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最近一次引發軒然大波的事件,是他請辭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他,是一位史地學者。
  三人行。事務繁多的三位學者,特地拿出一個上午的時間,聚首一場特別的小型沙龍,暢談共論,情懷共生。對它,秦大河深惡痛絕之餘有“興奮”,跟二氧化碳鬥爭多年,他終於找到了另一個“抓手”;對它,楊玉良心懷“內疚”,一心掛念著要“將功補過”;對它,葛劍雄則異常“操心”,為了宣戰,他動起了自家屋頂和代步工具的腦筋。
  它是誰?全民公敵——霧霾。
  他們的呼吸保衛戰
  名人同樣要戰霧霾。
  在這片混沌面前,他們沒有比我們多一分豁免權。
  去年11月,秦大河在空氣潔凈的斯德哥爾摩,榮膺全球環境領域“諾貝爾獎”——沃爾沃環境獎,他是迄今唯一獲此殊榮的中國人。領完獎後,他回到北京,即收到了兒子專門送上的禮物——可替換濾芯的口罩。
  秦大河用了幾次,覺得憋氣,扔了。
  已經70歲的秦大河,有著自己的一套抗霾經。他會趁著沒有霧霾的天氣,騎著自行車去買菜,“有霾的日子,儘量不出門”。
  “心肺之患”,同樣困擾著我國高分子界第一代博士楊玉良。這位中科院院士、復旦大學校長說,“沒人不要呼吸”。在聽信了周圍人推薦後,他在卧室中安了一個“所謂可以去除PM2.5的機器”,起初一打開,顯示為紅色,證明房間里有許多的PM2.5,“轉了1小時後,紅色就沒有了”。然而,自從用了這個機器,今年春天,楊校長對花粉過敏比任何一年都厲害……
  復旦“潮人”葛劍雄的家,離學校28公里。若不開車,上下班就要過度暴露在霧霾中,有礙健康;若開車,汽車尾氣又會給霧霾加料,心中有愧。左右為難之下,葛劍雄狠了狠心,買輛電動車!伺候這“小主”頗費工夫——一次充電需6小時,180公里續航里程還必須精心 “算計”,以免路上電盡拋錨。好處當然有,不污染空氣,每公里成本僅一毛錢。
  “國十條”一箭雙雕
  晚8點半,記者在虹橋機場見到北京飛來的秦大河,POLO衫、休閑褲,戴著無框眼鏡,臉色紅潤,超過一米八的大高個兒,在人群中頗顯眼。
  這與1989年南極科考時照片上的他著實判若兩人——那時的他,眼鏡外一圈皮膚,大面積的黑紅色凍傷,像抹了油彩。
  “去南極還有後遺症嗎?”
  “有啊,長得更漂亮了……”大伙笑。
  這兩年,他頻頻被媒體逼著問的 “霧霾”、“空氣治理”等,其實跟他原本的專業“冰川學”並不相關。
  這個與冰有關的“冷”門專業,令秦大河為之瘋狂。1989年,他成為中國徒步橫穿南極大陸第一人,且為預防牙齒在探險中出問題,他忍痛拔掉了10顆牙齒。橫穿南極的5986公里內,他採集了800多個雪樣,成為世界上唯一全部擁有南極地表1米以下冰雪標本的科學家……
  冰川學與氣候脫不了關係。多年前,秦大河就開始大聲疾呼全球變暖的事實,但反響並不強烈。“我們當時做了很多宣傳,然而二氧化碳看不見聞不著,老百姓沒切身感受。”他更坦言,冰川學中,許多科學概念對百姓而言艱澀難懂,“別說他們不懂,連我都不太愛講……”
  苦於沒“抓手”的秦大河,終於在霧霾中找到二氧化碳的新罪證。他說:“中國氣象局在去年、今年發佈兩次霧霾橙色警報,PM2.5達到了350甚至400以上。氣候變暖,有些人不承認,推脫是自然界的因素。但霧霾可跟人脫不了關係。”今年3月25日世界衛生組織公報顯示,全球700萬人因空氣質量提前死亡。這也是秦大河願意站出來談霧霾的原因,“因為霧霾和氣候變化脫不了關係,是同源同根”。
  就在近期一次環保新聞發佈會上,有人提問:“關於霧霾,有的人認為需要30年的時間,您怎麼看?”
  秦大河給出了“30年太久,三五年不現實”的回答。
  就此,他向記者作瞭解釋:“這問題很難回答,我說30年還不夠,大家會失望,但有些地方豪情萬丈,說3年就解決霧霾,我實在不能同意。現在中國的能源比例,70%是煤炭,風能太陽能等清潔能源占比依然很低,短期內我們擺脫不了煤炭作為主要能源的結構。”他強調“全球變暖是真實存在的”,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最新報告結果顯示: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造成的全球氣候變暖遠遠超過了自然界固有的變化幾率。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全球升溫大概50%以上的原因是由人類活動造成的,概率的精度在95%。
  “因此,霧霾的治理,和保護氣候、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是一件事情。國務院發佈大氣污染防治‘國十條’,對治理霧霾有促進作用,對應對氣候變化,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也有促進作用。這是一箭雙雕。”
  化學家的使命
  楊玉良作為化學家,坦承自己是 “有點糾結的”。他自我檢討,“似乎,我們化學家是製造污染的,對於霧霾的產生,可能也做了一些負面的貢獻”。
  但他轉念一想,又感自信與責任,因為“治理霧霾同樣需要化學家”。
  他在德國做博士後,發現全歐洲的廢紙收羅起來,大多集中到了北歐一家公司。這家公司將20%的廢紙用來製造再生紙,而80%則用來紙張燃燒發電。楊玉良對這組數字大吃一驚。
  在他所從事的高分子研究領域,主要對象是石油。“石油可做成塑料、橡膠或者纖維,另一個渠道就是煉油,做成燃料。現在有一種想法是,能不能從石油出來以後,先把它做成材料,使用了以後,通過催化化學反應,讓它再回到燃料。”
  現在的塑料瓶,把瓶子和蓋子分開,下麵就可做成滌綸纖維,材料差一點的塑料瓶,可以做成廚房百潔布。說起老本行,楊玉良感慨於技術改進的重要性:“上世紀90年代。我們做個酸奶盒子所要用到的塑料,是現在做同樣體積東西的盒子的10倍。”
  誠然,化學和傳統化工製造了大量污染,“但是如果化學家動點腦筋的話、落實到技術上,那麼我相信化學家能夠產生很多很多技術,來改進我們的氣候和環境”,楊玉良說。
  作為另一個身份——大學校長,他曾經藏著掖著一些秘密數字,只在一場向學生介紹校情的對話中透露過,而此次感到職責所在,他忍不住大聲說出:“復旦光華樓,所有洗手間,一年衛生紙,用量是40萬桶!”他更不怕揭醜,“有些人走了,電暖器還開一晚上……要知道中國產生能源的方式主要是燃煤,燃煤就會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中國13億多人口,每個人如果都適當改變下習慣,效果會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大”!
  需要更廣泛“跨界”
  霧霾治理,的確不是霧霾界一家之事。
  葛劍雄就老在想,身在非科學技術領域,能不能也起點作用,做點貢獻?
  他認為,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管理和經營,乃至經濟、法學界領域,在這場向霧霾宣戰的戰役中,都不能缺席。
  事實上,民間許多有志踐行環保的熱心人,常有尷尬發生。楊玉良也禁不住吐槽,他在裝修房子時,為環保計,曾動念將屋頂的太陽能設備一次性裝好,然而物業認為有礙觀瞻而阻止,最終沒做成。
  葛劍雄倒把事情做成了。
  但他的純電動四輪座駕,從購買到使用,頗費周折,若非受益於其“名人效應”,想必早就半途而廢。
  在論壇上,葛劍雄忍不住要從頭說起。首先需要裝正規充電樁,但充電樁的用電量和家用電錶分開計,為此需跑一趟專門申請。到了才知,所需材料繁瑣,聽得葛劍雄“頭大”,差點放棄。還有,儘管他的電動車每公里成本不到一毛,但他深感,電動車能否推廣,遠不止技術上的問題,“虧得我家有固定車位,可以安裝固定充電樁,車子白天在外跑,晚上回家就可定定心心接受6小時以上的充電補給”,但對更多車主,小區內臨時車位都得靠搶,安裝充電樁的固定車位幾乎全無可能。所以說,配套措施無法提供充足保障的話,徒有一顆熱忱的環保心仍只能徒喚奈何。
  葛劍雄另一項質疑在於:“尚未解決快速充電問題之前,在包括高速公路沿途在內的場所普遍設立充電樁的計劃,究竟有多可行?”
  類似問題,在世博會上也遇見過。當時因運營需求旺盛,世博園區內大量電動車來不及充電,只得採用換電池方式來解決。受此啟發,葛劍雄建議,當前上海電動車普及是否也可採用電池出租方式?“如今一輛電動車,一半價錢在於電池成本。若採用電池出租方式,政府可以將電池租費折算在公里數內,對車主而言又省下了購車成本,何樂不為?”
  總之,目前,“葛大炮”付出了諸多不便的代價,換來了他作為名人在環保領域的率先垂範。而且,他也跟楊玉良一樣,考慮到了屋頂光伏,“但至今找不到一家公司,能提供交鑰匙工程。”
  還有法律和管理的完善。霧霾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多部門、多領域在更廣範圍的“跨界”。
  記者手記

  “歪樓”
  ■本報記者  彭德倩
  網絡論壇上把發帖回帖稱為 “蓋樓”,話題走偏了則稱為“歪樓”。這次在對話現場,也發生了一次大規模“歪樓”,令人印象深刻。
  主題探討的是霧霾對策,葛劍雄、秦大河兩位“大牛”卻“歪”到了全球變暖——“葛大炮”談到研究中需防止功利化等傾向時,以此舉例,直言現在不管出現什麼異常的氣候,什麼災害,如果找不到原因,那麼最後一句話都是全球變暖惹的禍。在他後頭第二個發言的秦大河院士,則舉出一系列實證的數據,來說明應對全球氣候變暖,改變用能方式、改善能源結構迫在眉睫。
  的確。“全球變暖”一語濫用,現象背後的本質就是科學精神的缺乏。輕易用模糊概念一推了之、一語蔽之,這種行徑並不少見,缺的正是像三位專家在現場始終表現出來的那種嚴謹求真。學者們對治理霧霾這一難題高度負責的熱切情懷,也讓現場聽眾頗為感觸。秦大河院士還提到一件事。當前,大量汽車尾氣排放是霧霾產生的重要原因已成共識,有關部門也在汽車、環保政策上給予大力推動。就在幾個月前,一篇頗有“硬傷”的論文經媒體報道後引發廣泛關註,包括他在內的許多專業領域“大牛”立刻紛紛回應批駁。這種熱切,令人感喟。猶記當時,復旦大學大氣研究中心主任莊國順教授還曾專門撰文並聯繫本報,他那時說的話記憶猶新:“我非常擔心這種傳播的結果,會令我們已經做出的努力就此停止甚至倒退。”
  霧霾來襲陰影下,政府、民眾、科學家們都在竭盡所能,共同的情懷如何更好形成合力,值得深思。中國在處理環境問題面前仍然“年輕”,期待能有更加完善的科研評估機制,更積極穩妥推動環境綜合治理。
(原標題:三學者“跨界”論治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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